那些后悔学医的年轻人

豆瓣的 “大学后悔学医” 小组，有 2.3 万余人加入，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汇。他们自嘲为 “医疗废物”，在规培中付出琐碎、重复、高强度的劳动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也难以学到真正的技能。

退出

28 岁的阿米娜一直在犹豫：要不要退出规培，从此不做医生了？

这个想法就像偶然跳进她鞋子里的一颗小石子，每走一步，都会磨到脚。

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 3 年前，她读完临床医学本科，去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妇产科规培。规培，即 “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制度”，这是所有想要从事临床医学的医学生们的必经之路。毕业后，阿米娜没有直接参加工作，而是以规培生的身份，在不同科室轮转，接受系统的临床训练，时间是 36 个月。

原本，阿米娜有毕业后结婚的打算，但实在太忙了，规培生一天要在医院工作十多个小时，没有周末，还要值夜班，根本挤不出时间筹备婚礼。实在没办法，她想到医院有个 “献血假”，献了 200ml 之后，她获得了 7 天宝贵的假期。

第二次是急性阑尾炎发作的时候，同事告诉她，得做个手术切除阑尾。她第一反应是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，3000 块的规培工资，还完当月的房贷，只剩下几百块钱，最终，是爸爸给她出了手术费。那些天，阿米娜很内疚，“快 30 岁的人了，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”。

第三次动念头，是她意外怀孕了，因为身体虚弱和长期疲惫，胚胎在 11 周时没了心跳。她在科室晕倒，带教老师给她做了流产手术。躺在病房里，她听到老师们议论：一个规培生，结什么婚？生什么孩子？那一刻，她觉得无比委屈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和阿米娜一样，在规培的 3 年里，学医的年轻人会从事高强度的工作，拿着不匹配的收入，还需面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—— 退培的理由很多，但对阿米娜来说，又很难最终做出这个决定。因为一旦退培，就代表着一个医学生要放弃过去长达 5-8 年的努力，再也做不了医生，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。

在广西桂林，王凯就真走到了退培这一步。

毕业后，他直接进入当地一家医院工作，成为住院医师。3 年后，医院要求他去别的医院参加规培，36 个月的规培时间，他撑到第 8 个月，决定退培。回来后，大半年没见的同事疑惑得很：“怎么退培了？” 潜台词是：学医的人都能坚持下来，你怎么没有？他也不知该怎么解释。

这 8 个月，王凯在委培医院的多个科室轮转，换来一个月 2400 元、共计 19200 元的规培薪资，这些钱在退培时全部还给了委培医院。更深层的损失，是他的职业可能性：原医院规定，拿到规培证书才可以考中级职称，这是王凯成为主治医师的必经之路。

但王凯不后悔。他今年 30 岁，未婚，房子买在县城，是父母出的首付。规培的这段时间，他像掉进一个黑洞，社会时钟彻底停滞，还不起房贷，靠家里的帮助才能维持生活。在亲戚眼中，周围 30 岁的人早已成家立业，他却跟没毕业的学生差不多。

他开始害怕过年，害怕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，讨论谁的儿子在南宁买了房，谁的女儿年入数十万，大家的眼光投向他，他的脸会难以控制地微微发烫，想找个借口逃离，又害怕被看出来，战战兢兢地吃完这顿饭。办完退培手续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走出医院，觉得外面的天好像都更蓝了一些。

退出规培的年轻人不是孤例。豆瓣的 “大学后悔学医” 小组，有 2.3 万余人加入，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汇。他们自嘲为 “医疗废物”，像阿米娜和王凯一样，他们在规培中付出琐碎、重复、高强度的劳动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也难以学到真正的技能。

经历规培之后，他们中有些人，“失去了对医学的热情”。

▲ 图 / 大学后悔学医小组

蚂蚁和陀螺

走上学医这条路，和阿米娜的经历有关。

高中时，爷爷得了胃癌，当时她们一家人还生活在小县城，医疗水平有限，每次做手术和复查，都要到乌鲁木齐的医院挂号、排队，一通折腾，就此，阿米娜体会到一个家庭看病的难处，也认可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价值。

临近毕业时，阿米娜也设想过：通过规培，她能掌握对应科室基础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技巧，从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临床医生，但亲身经历后才发现，“并不是这么回事”。

规培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她做的是一些和诊疗技巧无关的工作：查新出来的化验单、主任查房时做汇报、补充医嘱、给病人开新的检查、与家属谈话签署手术同意书、做术前准备、交代患者今天的治疗……

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，如果谁开了上帝视角，准能看到她在医院里来回奔跑的轨迹。这些轨迹太过琐碎，又十分相似，一天下来，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

规培开始后，柳心也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陀螺。

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一个字：转。在不同的科室里轮转，在学术研究和医院工作之间打转，在一个又一个考试中辗转。“转” 成了一个常用词，走在医院里跟同学打个照面，“你在哪儿转呢？” 就像北京人问 “您吃了吗” 一样自然。

科室几乎每天都有手术，他的任务是帮忙扶住工具或是清理杂物。有一次，他早上 8 点进手术室，第二天凌晨 4 点才出来。那是一台涉及多个科室的大手术，几个主治医师 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他作为助手，全程没怎么休息，走出手术室的时候，他发觉腿全麻了，差点摔跪在地上。

作为一名专硕研究生，他甚至要转得更快一些，并不富裕的时间，还要挤出来一些留给科研。医院的下班时间是柳心的研究开始的时间，预约好实验室，等一个有用的数据，通常要到凌晨。等走出实验室，天黑透了，灯都熄了，柳心披着夜色回宿舍，简单洗漱之后睡下，几个小时后，再开始第二天的 “转”。

医院也是一个小社会，时间久了，不是真正医生的规培生，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小社会中所处的层级：科室里过节发的购物券，没有规培生的份；医生们人手一个免费用的储物柜，规培生得交 100 块押金；医用电梯不给规培生用，电梯阿姨只认本院的住院医生；晚上值夜班，有病人呼叫医生，护士先把规培生喊起来，规培生解决不了，再去喊主治医生；阿米娜所在的医院，甚至不允许规培生在值班室睡觉，有几次她太累了，只能穿着手术衣在妇产科的产床上打盹。

几乎每个规培生都曾有过帮带教老师取快递、外卖、跑腿、值夜班的经历。阿米娜的带教老师经常塞给她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自家亲戚需要的各种药品名，让她去买药的窗口排队，一排就是半小时。疫情期间，一些医院的规培生们也会被当作医生，优先抽调出去做核酸检测志愿者。

为了盈利，医院会考核 “翻床率”，在更少的时间里接纳更多的病人，这些压力落在了规培生头上，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规培的于朦胧，常常要去劝说病人提前出院。时间久了，他有一个疑惑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工作？看起来像医生，又不像医生，准确来说，是一个服务员。

▲ 图 / 《善良医生》剧照

错位

除去疲惫，规培生常常用来自嘲的还有收入：干着服务员的工作，拿着不如服务员的薪水。

阿米娜有同感。她所在的医院，一位正式医生的工资是 6000 元左右，作为规培生的她，工资只有他们的一半，3000 元。

参加规培的第三年，阿米娜第二次怀孕，孩子出生，压力扑面而来。丈夫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每个月薪水 5000 元，两人的收入得用来还贷，负担孩子的各类花销，以及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，勉强够用，可一旦孩子生病，又得向父母借钱。阿米娜开始学着省钱，甚至在 1688 上给孩子买衣服。

王凯是在工作三年之后才开始规培的。之前他在桂林的医院工作，薪水有 7000 元左右，除去房贷和日常花销，还能有盈余，账户余额每个月都是正增长。规培之后，收入降了三分之二，要靠动用存款才能生活。

规培生张森在一个东部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，每个月的补贴更少，只有 500 元，加上研究生补助，一共 1100 元。他在医院附近租的房子，租金就超过了 1000 元，几乎每个月都要向父母申请支援。

他身边还有不少家境普通的同学，租不起房，只能住在医院安排的 8 人间宿舍。规培的医院有多个院区，相互之间隔了三十多公里，到另一个院区的科室轮转时，想要准时上班，乘公交、地铁是来不及的，只能每天早上 6 点起来，凑四个人后拼车到医院，时间长了，大家互相调侃，“贷款来上班”。

规培生收入过低是共识。2020 年，丁香园曾对 3020 名规培医生进行过一次调查，发现近三成规培医生（27.5%）表示每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，其中 8% 的人表示规培期间 “没有收入”，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占 32.3%。

国内自 2013 年建立起规培制度，就规定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标准为 3 万元 / 人・年，其余要靠不同省份自己来补助，以及各个医院不同科室的奖金补充。一些偏远地区的省份，补助只有 0.33 万元，平均到每个月，只有 275 元。在北京，于朦胧一个月可以拿到共计 9000 多元的薪资，但在桂林，王凯只能拿到 2400 元。

即便都是一线城市，补贴也不在一个量级。几天前，柳心的科室来了一位上海的师姐，刚来就问大家怎么报税。柳心懵了，报税？报什么税？这个词好像离自己很遥远。他宽慰师姐，放心，你来了这里就不用报税了，钱太少，不需要报。

工作之前，医学生们对这个职业有着共同的想象：稳定、体面、光鲜，工资丰厚，社会地位也高。但现实是，在经历长达 5-8 年的学习之后，至少在规培的 3 年里，他们的收入与教育成本、工作付出常常不成正比。

王凯常常感觉到，收入的尴尬，最直接的是带来了身份的错位：已到而立之年的自己，好像既不是学生，也不是医生。规培之前，他跟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去了泰国，大家骑摩托车在海边兜风，风迎面吹来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光明的未来。但现在，有的朋友在医保局工作，有的做建筑工程赚到了第一桶金，还有的组建了家庭，生了小孩，过上安稳的生活，只有他，还得靠父母捡起他丢下的接力棒，替他还房贷。他难以融入朋友们的聊天，大家谈起工作、收入、家庭，他能做的只有沉默。

豆豆也对这种错位感同身受。参加规培这一年，她的社会年龄是 25 岁，别人对她的期待也是一个成年人，她需要参与社会生活，朋友结婚了要给份子钱，父母生日也该送礼物，但事实上，她的经济水平还停留在 17 岁，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情，她根本负担不起。

“朋友计划一起去旅游，你拒了，因为没钱；想换个电脑，只能憋着，因为没钱；连日常聚餐都不敢去多了，本来就少的补贴，吃两次没了，剩下的日子还要活呢，更别说买房、结婚这种大消费。” 这份穷，不只是作用于生活，更造成一种人生遗憾：“遗憾在这二十多岁的青春里，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是那么的匮乏，能做出的选择是那么的有限。”

▲ 图 / 《On Call 36 小时》

变形

抛开工作强度和微薄收入，阿米娜最在意的，是规培的三年里，没有收获多少真的技能。

这三年，医院几乎所有的大手术，都由外地来的援疆医生做。在手术台上，援疆医生主刀，阿米娜的带教老师是第一助手，站在主刀左边，帮忙缝合伤口，阿米娜是第二助手，站在主刀右面，帮忙扶器械，两个人面面相觑。别说重大手术，连腹腔镜这样的昂贵器械，也是不允许身为规培生的阿米娜使用的。

今年夏天，阿米娜去找工作，一家医院的主任上来就问，会不会做手术？会不会单独做人流？剖宫产呢？阿米娜小声回答，没有试过。主任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，让她把简历交给人事处，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
更多的带教老师，只会让规培生们帮忙缝一下针、打一个结，做最简单的操作。于朦胧有一次鼓起勇气，说自己想尝试深度伤口的缝合，带教老师皱起了眉头：“这个出血以后就不好弄了，也没法跟家属沟通。”—— 带教老师也害怕医闹。

规培即将结束，于朦胧心里有一些 “不舍”，他觉得自己 “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掌握”，唯独病历，写得可熟练了，“但从能力来说的话，其实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任医生这个职业，回去（原单位）以后，还得有老大夫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”。

规培生学不到真正的技能，受伤害最大的还是病人。带教老师会让张森给病人开药，因为刚上手，用量上他常常把握不好。原本以为，带教老师或是上级大夫会检查一遍药方再交给病人，但实际上，他发现没有这个流程，有时候，他自己都会觉得后怕 —— 开错药了怎么办？他甚至觉得，糟糕的规培经历，容易把规培生变成最讨厌的那一类医生，再去继续压榨下一届的规培生。

从 2013 年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》颁布至今，9 年时间里，我国公布的三批规培基地，数量超过了 1000 个，一些没有规培资质的医院也在其中浑水摸鱼，开展 “规培”。

今年年初，小敏来到在四川某个县城的一家三乙医院面试护士岗位，负责人让她先在医院 “规培” 一年。小敏和许多 “规培生” 一起干着护士的工作，一个月的薪资是 1200 元，医院里的正职护士们，每天在科室里刷短视频，薪水是 “规培生” 的三倍。几个月之后她才知道，在这里，根本拿不到国家承认的规培结业证书，也不一定能留下来工作。

一些医学生，因为规培的变形而离开这个行业。

阿米娜这一届，一共有 6 个规培生，有两个接受不了工作强度，心理压力大，最终退培。在疲惫又难挨的日子里，几乎每个规培生的手机里都有个日历，用来倒数计时：距离规培结束还有 XXX 天。至于阿米娜本人，用了 “解脱” 这个词形容规培结束的那一天，她当时几乎是逃跑一般离开了医院，连水杯这样的日用品都没拿回来，“再也不想看到那些东西了”。

一天，一位朋友跟阿米娜聊天，说自己在法院做书记员，早上 10 点上班，下午 6:30 下班，中午休息两小时，食堂免费，周末双休，一年有 30 天年假，每个月薪水 4000 多元。阿米娜默默地想：“如果法院还招书记员，我一定会去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）

▲ 图 / 《机智的医生生活》截图

来源：每日人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