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到中年，落入谷底

我叫苏盛鑫，笔名林有森，今年 41 岁，单身，现在居住在北京丰台。

第一次晕倒

2020 年 9 月 11 号，下午四点半到五点之间，我在在办公室突发脑溢血，晕倒了。

我当时在一家艺术类杂志做主编，也做副经理的工作。

说实话，2020 年我们公司的情况不是很好。从疫情刚开始，我在日本还没有回来就接到总公司电话，要我跟下面的所有的员工谈：所有的薪水全部发最低的基本工资。

因为我是最高管理层，很多同事私下里来找我，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工资，他们房租交不上，都已经没钱吃饭了。

下面的员工来找我，我只能转过头跟老板汇报这件事。

做一个承上启下的管理层是非常难的。你帮下面做的很多事，下面人不知道，你帮上面解决了很多麻烦，上面人不知道。所以那段时间我心理压力很大。

■ 2017 年，在某次活动中和艺术家对谈的苏盛鑫

就是那时候开始出事的，出事的前两三天，我整个后背到颈椎都特别疼，但是我没有当回事。

出事那天是星期五，我当时想着，明天周末可以好好休息，哪里都不去，也不加班了。

但是那天我见完一个客人之后，在办公室刚坐下喝了一口茶，就突然毫无征兆地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下一秒睁开眼睛，我人已经在医院了。

事后我能记住一些片段，比如说救护车来了、我上救护车，我想呕吐、男同事就陪我去卫生间，但是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被拉到医院，以及怎么被检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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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诊

后来，我才知道这个病的名字叫海绵状血管瘤。

医生告诉我，这种病是先天的。有人一辈子不发病，有人从一岁就开始发病，有人发病只是头疼，没有其他问题。

而我脑内的瘤正好长在功能区，在左侧的额叶和枕叶之间。这是语言和行动的功能区，非常危险，所以颅内的出血才会造成我意识的丧失和轻微的癫痫。

我看过几个医院，医生都说需要做开颅切除手术。风险是可能造成失语、视觉盲区的后遗症，甚至有右肢瘫痪的风险。这个风险对我来说太大了，我想先保守治疗，先喝段时间中药看看。

前几次看病，是我的财务陪我去的，倒数第二次去看专家的时候，是老板陪我去的。

之前我跟老板关系还算很好，况且我是在工作岗位上晕倒的。但老板了解到我的病情之后，她觉得我不能再替她熬夜、帮她管理团队、承受更大的压力。

如果我在工作中脑内再次出血，她也要负很大责任。

因此，我老板让我别复工，每个星期只用来一次，周一开一次例会，再安排一些工作。相应的，她要给我降薪，只发基本工资。

我当然不同意，她就决定把我裁掉。她没有直接说裁掉我，但是给出来的工资条件很低，都是最差的。

当时我很生气地说：「你还不如裁掉我。」

老板说：「那我们就谈条件吧。」

大概有一分多钟，我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在利益面前，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。

当时她没有给我谈条件，只是让我回去想一想。

我是一个心事很多的人，跟老板谈了两次以后，整夜睡不着，熬到凌晨两三点。

那时候我刚刚脑出血，还处在应急恢复期，这样熬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复发，所以后来她给我了个差不多的条件，我立即就签字了。

突然间，我就没有薪水了，我需要付房租，还需要吃药、看病，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很大。

当时我希望三个月能恢复到大概，再有半个月能完全恢复，那时候我就可以出来工作了。

然而，后来去医院复查发现，病情恢复的效果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，于是我渐渐地陷入了抑郁情绪。

尤其在 2021 年过年期间，我有了一些轻生的念头。

那天北京开始飘雪，吃完晚饭出去散步，我在一个过街天桥上往下看，看了很久，那时候，轻生的念头很重。

具体原因当然不止生病这一件事，生病导致的失业以及对未来的悲观，让我难以承受。

这些事也不能跟别人倾诉，我身边只有父母，不能再让他们担惊受怕。也没法跟朋友说，因为每个人生活都很不容易。

■ 在街心公园给自己庆祝生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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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的变故

这种抑郁的情绪一直持续到 2021 年 4 月份，但在 4 月份突然就好了。

变好的原因是，我第二次复查的情况好了很多，我的海绵状血管瘤小了 70% 。

那是 4 月 5 号清明节那一天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突然心情就好起来了，觉得自己度过了困难时期，开始要积极面对生活了。

我也开始给别人写稿子，回到工作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

5 月初刚过去一星期的时候，我还带我父母去了趟青岛。之前，我从没带他们去旅游过。

其实，我冥冥之中预感到了什么。

带父母去了青岛玩了三天，那三天我爸妈其实很开心，虽然有疫情，我也带他们去了。我对我爸妈说：「等疫情再缓一缓，我带你们去其他地方再转一转。」

一个星期之后，6 月 1 号当天，早上我起来以后，父亲说要出去一趟。当时，我有种不好说的预感。

我一皱眉，也没有说什么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：「苏先生是您父亲吗？」

我说是。

他说：「现在他摔倒了，120 也到了，但是他不愿意去医院。」

我让他们把电话给父亲，让我父亲第一时间去医院，我很快就到。

我第一反应是有些生气，因为之前父亲已经骑自行车摔过三次了。我一直劝父亲，不要再骑自行车了，太危险。但他总是偷偷地骑。

■ 2013 年给父亲拍摄的照片

我赶到北京三院的时候，父亲已经躺在担架上了。当时我心里想，可千万别出现大状况。

但是，医生给我开单的时候说；「你现在必须得让他进行排查，我怀疑他已经下身瘫痪，而且处在高危阶段。」

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脑子炸了一下。但很快镇静下来了，我告诉自己，不能慌。

首先，我的脑溢血虽然过去快 9 个月了， 但是我还是一个病人。而且，现在父亲这种情况，我必须要先管他。

如果我自己的身体再出问题，就可能家破人亡，我母亲一个人不可能照顾两个人。

所有的结果都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下午 2 点了。急诊医生告诉我，父亲的情况是从骨头外面看没什么事，但里面的脊髓受伤了，所以才导致他下身的瘫痪。他的情况非常严重，需要尽快手术。

做完手术后，父亲一直昏迷。他被直接推进了 ICU。在 ICU 第十八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花了大概 20 万的现金。

我跟我妈说：「咱俩能够动用的钱不多了，我在大群里说跟家族说一声。」

这时候几个亲戚都给我们转了钱。

在此期间，我一个朋友说挺久没见我，让我去他家坐坐。

那时我父亲在还在 ICU ，我情绪特别低落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不对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把我父亲的事告诉了他，他一直在开导我。

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一看，他在早上 6 点钟给我转过来 1 万块钱。

我知道当时他还准备要二胎，我说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在准备要二胎。」

他说「我从我哥那拿到钱了，我这钱够，你先用着。」

其实，我当时能挺过来，也是因为这些事。

再次晕倒

后来我父亲醒过来了，转到了石景山区的一个康复医院。但是在普通病房需要有人陪护。这个重任，只能交给母亲。

我母亲在陪护的时候没有病床，只能睡在一个像小沙发的椅子上。我父亲发烧，我母亲还得半夜起来，给他换东西，给他喂水，给他导尿管。

■ 母亲在康复医院照料父亲

这时候我非常心疼父亲，也特别心疼我母亲，怕母亲累病倒了。但当时我脑子中血管瘤又大了，我没办法替她去陪护，否则我可能也会倒下。

所以，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焦急、无奈、无助。

虽然不能去陪护，我还是想尽点责任。我每天早上起来，给父母煲汤，再搭一个半小时的地铁把汤送到石景山。

但是有一天，我自己在家的时候，又发生了状况。

那天，我给父母送完吃的，回到家，坐在电脑前喝了一口茶，又再次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等我醒过来之后，我感觉明显地恶心、想吐、头晕，站不稳，想上厕所。

我知道，又出血了，因为跟第一次的感觉很像。我自己去医院做了核磁共振，确诊是二次脑出血，而且这次出血比第一次还要严重。

我心里想：「没办法，必须要做开颅手术了。」

■ 第二次检查报告

于是，我下了决心把我父亲和母亲转移回老家。

我当时做了最坏的心理打算：我母亲在这照顾我父亲，我做手术如果再出现什么状况，我母亲怎么办？

起码我得把父亲转移回家，她的精力会放在我父亲身上。我做手术虽然很紧急，但是她不用亲眼看到我的状况。

所以，我包了一辆救护车把父亲母亲送回老家鹤岗，把四叔从广州叫来照看自己手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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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们的帮助

8 月 3 号的时候，我摄影圈的一个好朋友去世了。

他是原来三影堂的艺术总监毛卫东，我们总在一起喝酒。他也给我了很多艺术方面的帮助。

我最抑郁那段时间，毛卫东给我打过电话叫我出来喝酒。但因为病情，我是不能喝酒的。我没有跟他说我的病情，只是说过几天我再约你，但我没有再联系他。

等我下一次接触到他的信息，就是他去世的消息。我非常的难过，而且很愧疚。

当时摄影圈的一个朋友找我说：「你知道毛卫东去世了吗？」我说：「知道，我情况也不太好。」 他问我什么情况，我就大致讲了讲。

他可能是通过某个摄影群说了我的情况，有三四个朋友来找我，尤其一个朋友直接跟我说，「虽然我们很久没见了，但我们是朋友，你有什么事怎么能自己扛着？」

我说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麻烦别人。

他说：「你不应该自己扛着，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，谁都需要帮助。」

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。

我父母回老家了以后，当时我父亲已经花了接近 60 万，母亲就发起了水滴筹。前同事帮我转发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前老板也捐了 5000 块。

我当时心情很复杂。我其实知道老板当时裁掉我，是出于公司利益不是她个人利益，我也能坦然接受了。

但是看老板给我父亲捐的 5000 块钱的时候，心里非常五味杂陈，一是感激，另一个是就放下了所有。

所以这也是我决定我要录一个视频的原因。在那个视频里，我向帮助我的朋友都表达了感谢。

■ 发完视频后 将手伸向阳光

视频发出之后，我收到了 170 多条留言，也有很多朋友给我转账打款过来。我做了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帮助过我的人，和金额都记录下来，等将来回报大家。

只是这个时候，我还不确定自己能否能顺利走出手术室。

我写了一封遗书给我母亲，然后快递了给我朋友，说：「一旦我出什么事儿，比如不能说话或者怎么样，你把这封信交给我母亲。」

我亲手给我母亲写的信，内容大致是：

「妈妈我很爱你，我也很爱我爸。虽然我有时候脾气不是很好，很多时候会惹你们生气，但我从来都是很爱你们的。如果你看到这封遗书的话，可能我不能说话，可能不能动，可能有更坏的情况，但我请你好好地生活下去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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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术

说一件好玩的事儿，就是做手术千万别害怕。

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我感觉我们都是猪肉。

那天，天坛医院有 80 台手术同时开，我们都像猪肉一样搁在那儿，一人一床，然后会有护士喊，谁谁谁多少号，就被拉走了。

每个人都睡在铁床上，房间里冰冰冷冷的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护士在那打骂说笑，你躺在那儿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。

其实做手术并不可怕，进手术室前一天我发完那个视频，得到了朋友的祝福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害怕了。

尤其推进手术室时，躺在手术台上，我也没觉得心里慌，而是觉得总算到这一天了，一切该做的都做了，就是来面对最后的结果。

等护士给我戴上一个面罩以后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我是被护士拍醒的，说，「手术结束了。」

我当时只觉得脑子有点疼。被推出手术室时，第一眼就看到我四叔，我叫了一声叔，然后用右手捏了捏他的胳膊，我就放心了。

看到四叔的时候，我的视野是 180 度，叫他时我没有失语，右胳膊能握住能用力。我觉得这手术没问题了。

10 月 2 号左右，我拿到手机，开始逐个给大家回复， 跟大家报平安，说一切都 OK 。

在 10 月 8 号，我发了一个朋友圈：「要在 40 岁之前离开病房。40 岁之前要离开结束这段噩梦，跨出人生接下来的几十年。」

■ 离开病房朋友圈的配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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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去世

虽然刚出院不久，还需要人照顾，但我不好一直麻烦四叔。就给四叔买了机票把他送回了广州，我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调养身体。

而且因为租的房子到期，我已经失业一年了，要节约开支，我还自己拖着病体搬了家。

我在北京的家搬到丰台了，巧的是我十五六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，租的第一个房子就在丰台方兴园三区。

我想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我的状态跟刚来北京时揣 700 块钱、一个行李箱没有太多区别。

但这个时候出现了最让我撕裂一件事情。

今年一月份，我母亲跟我说：「你能回来吗？」

其实我也想回家，我母亲照顾我父亲太累，我父亲住院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去照顾我父亲。

但是医生不让我回去。

你知道东北今年零下 30 度特别多。我刚做完开颅手术，还在手术恢复期，而且之前有癫痫。这样的天气对我的病情很不利。

但我妈还是希望我能回去过年。我妈说：「这可能是咱们三口最后一次过春节了，你父亲不太好，如果你能回来，我还是希望你回来。」

我当时很难受，我是非常想回去的。

但没想到的是，1 月 18 号， 我妈在大群里直接哭了，说我父亲已经离开了。

我跟我妈说「我必须得回去了，别管自己会不会出事了。」

我本来打算第二天早上就去做核酸。

但是那时候，北京丰台已经开始有疫情了。老家朋友说，回来直接隔离，根本回不去家。

确定回不了老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后，我给父亲请了法师点灯诵经。

这时候，我能想起很多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。比如说我 40 岁了，没结婚，没孩子，我父亲没抱上孙子。

■ 给父亲超度的第 49 天 给父亲插花祭奠

我是东北人，我又是我们家族的大孙子，这种压力一直都有，但因为我的一些自我坚持的、自以为是的价值观，就一直没结成婚。

包括十几年前我对父亲发火吼的时刻，我现在都能回想得起来。当我父亲去世，所有做错的事都会涌上心头，都清晰起来。

现在老家疫情防控很严，北京也有疫情，所以我想再观望两三个月，找机会回去给父亲上个坟。

■ 清明节插花祭奠父亲

虽然我的经济压力很大了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肯定无心工作，也不想在仓促中求职，这样对新的工作单位也不负责任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待在家里写些东西。

其实我知道现在的工作岗位非常少，而且大裁员的形势下，即使找工作，也没办法有之前的职位和薪资。但现在坚持不找工作，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的倔强。

从 1 月 18 号到现在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方圆两公里。

我一直很自闭，但是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向往。我希望大家听到我这个故事以后，别想不开。

这两年，尤其从 2021 年 6 月 1 日到今年 1 月 18 日， 7 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经历的事可能是别人几年或十年经历的事，它对我打击也很大。但是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和向往。

尤其在现在的疫情下，大家可能会绝望。但是你要想，已经跌入低谷了，每走出一步都是在向上爬。

不要轻易放弃自己，也不要轻易放弃希望。

– 封面图及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

均由 讲述者 提供

来源：故事 F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