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易人间:20 年来,我从学霸活成啃老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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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易人间:20 年来,我从学霸活成啃老族

网易人间:20 年来,我从学霸活成啃老族

我出生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家庭,父母重视教育,所以从小学到高中,我都就读于市里最好的学校,成绩名列前茅,算得上是个学霸。

90 年代末,我考上重点大学,成了家族的骄傲。在所有人眼里,我大学毕业后肯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,一生顺遂、精彩。

那时没有人想得到,多年后,我会成为家族里的 “反面教材”—— 包括我自己。

1

我的大学在北京。大一时在郊外的新校区,配套很差,食堂的饭菜难吃,宿舍楼里只有公用水房…… 以至于在这个大学校园里,没有青春的浪漫,热闹的社群,活动空间只有图书馆、教室和篮球场,十分乏味。

可令我的困惑的,并不是这里像不像 “大学”,而是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。18 岁前,我活在父母的期待里,动力十足。当考上名牌大学后,满足了父母的期待,我却没了学习的动力。我的专业是保险,调剂的,我不喜欢,但让我自己说喜欢哪个专业,我也想不出来。舍友们也纷纷开启 “懒洋洋模式”,我们开始了逃课、睡懒觉、吃吃喝喝,混日子。

大二,我们搬回海淀主校区,校园不大,但配套齐全,交通便利。回了城里,我们继续荒废着学业,三五成群地四处游玩。混了几个月后,我注意到舍友秦梓宁经常去教室复习功课。她说:“不知道干什么,那就先好好读书。你没事干就跟我去上自习吧。” 那天我跟着她去了教室,拿了本书看了 1 小时,只翻了不到 10 页。太没劲了,就独自去了图书馆。

闲散的日子里,我没机会遇到爱情,也不想上自习,就经常去图书馆看书翻杂志。人物传记、小说故事、天文地理、医学科技、金融政治,专业课之外的书我都看,但我的阅读漫无目的,纯粹为了打发时间。

读大三时,我和苏雅成了好朋友。我们虽然同班,但之前的交集并不多。直到跟她走得近了,我才知道,从大一到大三,她每周都风雨无阻地去新东方上课。虽然商科学生很难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,但苏雅还是坚持背英语:“先考试才能申请,申请不到再说。不试试怎么知道?”

大三下学期,秦梓宁决定考研,飞速切换到备考模式。见她每天抱着书来来回回,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考研?秦梓宁告诉我,她暂时没有就业的打算,就想选一个喜欢的大学继续深造,然后问:“你想好了吗?不考研就准备找工作。”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,只觉得工作有些遥远,考研也提不起劲头。

在临近毕业的那一年,秦梓宁复习备考,苏雅参加托福和 GRE,我继续在迷惘中浪费时光。还没等我想清楚来日的路,毕业季就来了。无暇掂量自己的实力,我仓促决定考研,目标地:上海。

然而,大学 4 年的学业荒废,此时积累出了苦涩的果子 —— 我落榜了。沮丧了几天,我决定在北京找工作。当我踏进 “双选会” 的时候,已经是 2001 年 2 月。

夏天时,苏雅没能出国,但凭借流利的英语去了北京的一家知名外企。秦梓宁如愿考上了研究生。班里大部分同学奔赴北上广深,返乡就业的不足 10 人,我就是其中之一 —— 没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,我勉强接受了姑姑的帮衬,回到家乡隶属的省城 A 市落脚。

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,我站在南下的火车上,隔窗看着送别的同学们越来越远,突然哭得很伤心。我说不清伤心的原因,但知道肯定不仅是因为离别。直到 20 年后,当我回顾自己的大学时代,才恍然明白:考上重点大学是我的人生历程里最高光的时刻,那之后的每一步都是下坡路 —— 或许,那一刻的我,是在为自己而哭。

2

我回到家乡时,肖潇也上班了。她是亲戚家的孩子,比我小 1 岁。我们两家在同一个学区,我们读的同一所小学,初中时是同班同学,高中时,我考了本市的重点,她进了次重点,大学时,我去了北京读重点,她考了本省的重点。因为是 “同一届” 的孩子,亲戚们没少拿我俩比较。

毕业时,肖潇没有考研,也没有努力谋求省城的高薪单位,她权衡利弊后,选择了老家的一个国有银行,捧上了铁饭碗。得知肖潇的选择后,我默默感叹了一下:银行是好单位,可惜不在省城,没什么发展。但转而想到自己在省城的新工作,心情也挺沮丧 —— 在我的认知里,像我这样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,“返乡就业” 简直是个笑话。

即便不甘心,我还是如期去单位报到了。公司是国内保险业三巨头之一,当时还是国企编制,提供集体宿舍,五险一金,年节福利。工资不高,但旱涝保收,部门经理和蔼可亲,一到下班时间就提醒大家 “早点回家,按时吃饭”。

父母觉得我的单位挺好的,亲戚们有些惋惜我没能留在大城市,却也觉得工作稳定总是不错了。只有我看着简陋的宿舍,满心郁闷:我为什么在这里?我该在北京,上海,广州也行啊…… 想着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们,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。

在前辈的指导下,我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。每天审核保单,报送系统,再盖章交付。简单又机械,重复又乏味。干着这份高中毕业生都能轻松胜任的工作,没过多久我便失眠了。在那些睡不着的夜里,我一遍遍地后悔自己大学时没有好好读书,后悔没有提前为求职做功课,后悔毕业时没有到其他大城市去尝试…… 越想就越确认,“返乡就业” 是错误的。

我再也无法安心工作,向父母抱怨工作的各种不如意,然后提出了辞职到广州闯荡的想法。

我的离职计划还没实施,爸爸就突然打电话来,提议我去英国留学 —— 原来,妈妈无意间参加了一场留学推介会,得知去英国读研究生只需要 20 万出头。她想起我每天的抱怨,决定让我出国 “镀金”。

“家里还是能拿出这些钱的。你妈说,你现在工作不顺心,与其没头没脑地去广州闯,不如多读点书。本科学历不好找工作,研究生肯定行吧?” 在妈妈的认知里,“高学历” 是一切安稳幸福的保障,也是改变命运的捷径。而爸爸一向顺着妈妈,瞧着我天天抱怨,他也不安乐,就支持了她的决定。

挂掉电话,我犹豫起来 —— 我家只能算是一个温饱有余的家庭,我若出国,那些学费就都是爸妈的养老钱 —— 确定要拿他们的养老钱去留学吗?我在街头发呆很久,又一次想起荒废的大学时光 —— 如果我好好学习呢?

我这样问着自己,然后做出了决定:这是一次翻盘的机会,只要勤奋学习,拿到学位,就能重新回到北京,和同学们站在同一条跑道上。

至于留学之后的每一步该怎么走,我没有多想。我迅速辞掉了干了 5 个多月的工作。离职时,有位男同事特意来送我,并表达了好感,我假装不懂,微笑告别。我相信自己有更广阔的未来,没必要在小地方浪费感情。

一周后,我申请了伦敦的一所大学。父母拿出所有积蓄,又向姑姑借了 5 万,凑齐了 30 万元经济担保。

2002 年 5 月,我的入学申请被拒绝,中介提议申请另一所伦敦的大学,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申请,姑姑就打来电话,要取回那 5 万块钱。那天下午,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照在地上,爸爸说:“既然没申请上,是不是就不去了?” 妈妈则表示,可以问小姨借钱做担保,然后问我:还要不要去?

我因为被拒,心里压抑得很,一听到爸爸要打退堂鼓,愤怒和不甘顿时在心头翻滚起来。恶狠狠地瞪着地板一会儿,我闷声说:“我再申请一次,如果又失败,我就去广州!”

3

在我等待英国的入学通知书时,家族正为肖潇庆贺 —— 她在工作里结识了一个斯文、得体的男生。他在县城长大,毕业于北京某重点大学,因为赶上了 “包分配” 的末班车,进了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,调动的机会也是有的。肖潇的父母毫不嫌弃准女婿在县城工作,飞快地向我们一大家子人做了正式介绍。第一次见到高大帅气的准妹夫,我忍不住感慨了一下妹妹的好运气,但并没多羡慕 —— 我憧憬着留学带来的美好前景,谈婚论嫁?为时尚早。

2003 年 3 月,我拿到了签证。出发前,家族聚餐为我送行,欢声笑语中,我仿佛回到了大学升学宴的那一刻,心头却不知为何突然滑过一丝隐约的恐慌:万一留学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呢?但我不敢细想。

抵达伦敦后,我开始了为期 4 个月的英语附加课程。自由的氛围,陌生的风俗,让我压抑的心情舒畅不少。我结识了一群来自国内各地的留学生,课余时间,扎堆玩乐。我尝试了很多从未做过的事,遇到了几个有趣的异性,经历了一两段短暂的感情。

我不敢在学业上分心 —— 那些朋友都出生在富裕之家,父母非富即贵,我和他们不一样的。此行我拿走了父母的全部积蓄,必须在毕业时拿到学位,然后回国挣钱 —— 留在英国,我从未想过。

2004 年秋天,我毕业回国。和我同级的几个同学因为论文不及格,不得不重修学分,付出了每门课 1500 英镑的补考费。

我回到家时,肖潇正在报考省城的公务员 —— 她男朋友半年前调到了省城,要守住爱情,她也必须去省城,但又不打算放弃铁饭碗。得知妹妹的煎熬,我有些同情,但我自己也没有着落呢。

我很快联系了在北京的同学们,再次北上。长辈们以为我能顺利谋得一份好工作。然而,事与愿违。在京的同学都处在事业起步阶段,除了帮忙递简历,能帮的有限。

回到北京第一周,苏雅帮我争取我到了一次难得的外企面试机会,遗憾的是,我没能通过。没有纠结这一两次的失败,我安顿好自己后,就在各大就业市场奔波。依靠英国的学历,名校的背景,我获得了几十次面试机会,却总是止步在最后一轮考核,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,被拒绝的理由不外是:笔试不及格,终面被刷掉,性别是女生,云云。

最可笑的一次,一个外企的 HR 经理在面试时说:“我觉得你对企业的架构几乎一无所知。你不适合这份工作,但我可以告诉你,一般来讲,大公司都有这样的组织结构,岗位设计是这样…… 招聘需求是这样……” 她免费给我上了一堂职场基础课,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讶,夹杂着怜悯。

走出那座写字楼,我回想着她的话,突然意识到:国内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,对员工的要求也在时时更新。自己对就业市场的了解太有限了,准备一点都不充分,不仅不知道自己的优势,就连最基本的知识储备都不合格。面对残酷的就业竞争,“海归” 的金字招牌反成了我的短板,因为 —— 高不成低不就。

我那天站在街头很久,第一次感觉到某种寒冷。

在北京求职无果的日子里,友情给了我安慰。抵京之初,苏雅收留了我,可我不想干扰她与男友的同居生活,坚持搬走。秦梓宁在天津工作,待遇不错,工作不忙,男朋友也不在身边,每逢周末,她就邀请我过去小住,吃吃美食,散散心。某个周一的早上,我在阳光里睁开眼就接到了已经去上班的她的电话:“家里有面包牛奶,你自便。中午来我单位一起吃午饭。” 又说:“你还没找到工作,如果不够用,抽屉里有,你先拿去。”

我没有拿抽屉里的钱,但秦梓宁没猜错,我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。不久,我搬到了合租公寓,和 13 个女孩共用洗手间和浴室。再不久,我卖掉了随身的笔记本电脑。因为求职心切,我还跌入了 “付费兼职” 的骗局。

可我不想再向父母伸手了。为了支持我读书,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,还欠了债。想起父母为我付出的一切,对比此刻的屡次碰壁,留学带给我的不再是憧憬满满的光明未来,而是一块沉甸甸、压在心口的大石。

权衡着现状,我把目光又向下调整了一档。2005 年夏天,一个小移民公司录用了我,底薪 2500 元,项目提成 8%,每月最多加班 4 天,加班费 120 元 / 天,没有五险一金和节假日福利。我自我安慰说:先生存后发展,骑驴找马不丢人。

上班第一天,七八个同事投来奇怪的眼神 —— 我知道他们在惊奇什么,却也无暇顾及所谓的颜面和虚荣了。

我上班不久,秦梓宁就结婚了,然后随夫赴美,她计划在美国再次深造并定居。苏雅和男友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。闺蜜们各自成家,我也和同事们打成一片,适应了公司的工作节奏。因为老板不时利用我的 “海归” 身份来招揽客户,我每个月都有项目提成,可公司的业务价格不高,量也不大,无论如何努力,收入都在 4000 上下徘徊,在北京养活自己都勉强得很。

工作的日子长了,我又开始问自己:我为什么在这里,为什么会过着这种生活?这时有个男同事向我表白了 —— 可两个低收入的 “京漂” 有什么未来呢 —— 我断然拒绝。之后,小姨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有房的 “沪漂”,可我当时只想在北京立足,异地恋,太遥远了。

2006 年年末,肖潇结婚了 —— 数次考公无果后,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调往省城的机会,然后以最快速度敲定了终身大事。听着妈妈在电话里讲述她的婚礼,我又一次掂量起自己的现状,艰难地承认:这样的北漂是没有希望的。

次年 3 月,我南下广州。

4

我在广州的一家留学机构找到了工作,负责英国业务,工资 5000 元,有项目奖金,有社保。新东家在当地行业排名第三,主营业务涵盖了美英加澳,员工近 40 人。

工作之初颇为顺利,居住也还顺心,唯一的烦恼是公司开设英国业务时间不长,客户不多,签单寥寥。2 个多月后,我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团队,而原因简单得可笑:我听不懂粤语,可公司九成员工都是广东人。她们扎堆吃午饭,讲着我听不懂的语言,聊着我不明白的笑话,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。她们也不喜欢我加入,因为碍着我的面子,她们要讲普通话,看起来,她们并不喜欢迁就我这个外来人。

尝试融入了几次,我感觉到了排斥,傲娇脾气也发作了,干脆不再理睬她们,除了必要的工作接触,独来独往。

一天中午,我正闲着,QQ 突然闪烁,欣兰呼叫我 —— 我俩算是老乡,她出生在省会 A 市,我们在国内是大学校友,在英国也是。欣兰是个 “官二代”,家里有房有钱有权,人很聪明,也勤奋上进,留学归来,她回了 A 市工作,依靠自己的努力,在一个留学培训公司爬到了项目总监的位置。我却从 “北漂” 折腾成了 “南漂”。

得知我混得一般,她说她所在的培训机构,不但有留学咨询,还有合作办学项目,英语培训,法语培训,业务版块更齐全,业务规模在当地算得上行业第一。讲完近况,她又敲过来一段话:“当年我们一起留学的几个都回了原籍,大家都混得不错,只有你…… 我觉得不太如意。现在有个机会。我这个部门缺个副总监,你若愿意回来,待遇不会比广州差。”

我有些惊讶她的提议,回复道:“现在不知道,我想想。”

但我并没有认真思考欣兰的提议 —— 同事的排外不可能成为我离职的理由,何况还是回到 A 市。

就这样,又过去了 2 个月。

一个下午,老板唐总突然找我谈话,办公室里,副总老金也在座。见我进来后,唐总开门见山:“有人反馈你的翻译水平一般,签单成绩平平。”

我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指责,错愕不已。愣了一下,瞥见了老金,才大概明白了老板找我的原因 —— 英国组、加拿大组、美国组,都是向老金汇报工作的,他麾下最得力干将,是杨晏,一个地道的广州美女,虽然我不属于她管,但工作汇报绕不开她 —— 可我不明白杨晏为什么告我的状,我自问没得罪过她啊。

没时间想清楚,我犹豫了一下,反击说:“上周,金总安排翻译一个加拿大申请文件,如果我翻译水平有问题,为什么要让我帮忙修改?而且这几个月的咨询电话都转到了杨晏那边,没有咨询和跟单的机会,我怎么签单?”

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辩解,老金脸上明显地掠过一丝尴尬,却没做声。唐总瞅了他一眼,也没做声。我瞧着两个男人表情,感受着奇怪的氛围,莫名地想起同事们的 “鸟语” 和排斥,突然觉得这个公司很可恶。心头窝着火,我打破沉默说:“既然有这种反馈,不如这样,您给我 3 个月时间考核,如果我签不下 3 张单子,自动请辞。”

唐总同意了,但提出了考核期降薪 1000 元的条件。没得还价,我接受了。

所谓考核只是缓兵之计,我不知道唐总和老金为什么没让我直接走人,但也明白,身为打工人没有资格刨根问底,与其浪费时间和公司扯皮,不如想想如何应对。那晚我独自在屋里回想着从 “北漂” 到 “南漂” 的数年,斟酌着是留下还是返乡,直到想起逐渐年迈的父母,突然觉得自己执拗得可笑 —— 我一心向往大城市,到底是为了虚荣和面子,还是真的喜欢它们?

对着月光,我感叹着自己的颠沛流离,想起了欣兰的提议。收到我的信息,她欣然回复:“回来吧,亲爱的。我会把一切安排好。”

考核第二个月,我交了辞职申请。老金装作惋惜,假意挽留说:“我知道你很努力。其实你不用辞职的,慢慢做嘛。”

我没有天真到听信这种台面话,假笑着敷衍了过去。

5

我又回到了自己曾经鄙夷的 A 市,一头扎进了第四份工作。这份工作提供社保,月薪和广州持平。得到欣兰的指点,我很快把握住了工作节奏。或许因为心境变了,我不觉得这个城市讨厌了,爸妈得知我安顿下来,也舒了口气。

然而,欢快的日子只过了不到 1 个月。

一天晚下班,欣兰邀请我吃晚饭,然后告诉我,她已经交了离职报告,将在夏天离开公司:“这件事只有姜总和 HR 知道 —— 我妈那边有个新的机会,有机会就要抓住。”

我被她的话吓了一大跳:“你要离职?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?”

“你如果知道我要走,估计就不回来了 —— 我想让你回来接替我的位置。” 她振振有词地回答,又承诺道,“我抓紧时间把关键性工作都教给你,半年足够了,到时你就接我的班。”

我一时分辨不出来她脸上的表情,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震惊,心里是不是还翻涌着被欺骗的愤怒。在我看来,无论她出于怎样的好意,都不该向我隐瞒离职计划 —— 我和新老板姜总素昧平生,对公司的业务所知有限,如果早就知道她即将离职,我就算换工作,也不会草率地离开广州。

事实证明,欣兰的打算落空了 —— 她离职 1 个月后,我所在的部门就被裁撤了,我被调往营销部,新上司傲气凌人,但工作上颇有创意,新搭档温柔有礼,对我颇为关心。之后的几个月,我对广告营销的认识突飞猛进,和新搭档也发生了一些情感纠葛。

可还没等我把感情问题梳理好,HR 的通知突如其来:按照姜总的意思,我要调到合作办学部去,取消原本的副总监职级,降为副经理,减薪 1000。

我毫无思想准备,瞪着 HR 不出声。见我突然面目狰狞,HR 停顿了一下,问:“你是不是曾经给姜总交过什么‘可行性计划’一类的东西,被他否决了?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决定,只听到他说,你的策划他很不满意。”

我从没提交过什么策划案,更不知道这番指责从何而来。没有时间分辨真相,我只能机械地回答:“没交过。”

她惊讶地看看我,不再问,只安慰说:“你先过去,以后还有机会调回来。”

面对莫须有的指责,我该拍案而起吗?我当时没有这个勇气,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沉默了一会儿,我签了字。

这是我第二次遭遇职场滑铁卢。迄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子虚乌有的指责是怎么一回事,可追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?我索性搁置了感情的困扰,不再花心思挽回局面,决定转型 —— 留学、移民、英语培训,这些业务内容在海外教育咨询行业都是糅合共生的。在我看来,伴随着国门不断开放,新生代的英语水平只会越来越高,留学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,这个行业早晚会没落的。

想起在北京的见闻,我打算往管理咨询方向转型,却不知如何着手。闺蜜们或者忙于家庭,或者奔波于事业,无人能给我有效的建议。无解中,我怏怏地去了新部门报道,工作之余,就在迷惘中苦苦思索。

在新部门 2 个多月后,我和同事宁宁交上了朋友。宁宁也是本地人,法国留学回来的,和我一样出生在普通人家,妈妈做生意,爸爸上班,家境殷实,却非权非贵。彼此熟悉了后,我觉得宁宁不会告密,就把想转型的打算告诉了她。她没有吃惊,想了想说:“我有个培训圈子,帮你留意机会。”

没过多久,宁宁向我推荐了一个免费的管理培训课程。培训的主办老师小琳和我同龄,曾在北京一家外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过 4 年,先是因为家庭原因携丈夫回到父母身边,又因为身患红斑狼疮离职,与朋友合办了一个管理咨询工作室,在本地的 “管理圈子” 颇有名气。

在小琳的培训班上,我是最认真的学生,因此与她成了朋友。2009 年秋,我第四次离职,之后大半年,我跟随小琳系统学习了管理和职场的实用知识,参加了几次咨询洽谈项目,渐渐意识到,自己的职场经验依旧欠缺,从事管理咨询有些吃力。力有不逮,我暂时放下了跟随小琳创业的想法,准备回到职场锻炼几年。小琳没有阻止我的决定,得知我依旧对求职充满迷茫后,她拿出一张纸。她在纸上画出一条线,沿着时间线写下我的工作经历,不断提问并归类,逐渐提取出可展现的竞争优势,描绘出具备前进优势的就业方向,然后指导我调整简历结构和表达方式。

“这样表达能让 HR 第一眼记住你。你不是没优势,而是不懂得提炼总结。现在教给你了,试试!” 她笑着鼓励我。

2010 年底,我找到第五份工作,股份制保险公司,文宣兼行政。工资 5000 多,月度奖金,年终奖,五险一金,年节福利,团体保险各项齐全 —— 在 A 市,这样的薪资福利,不输于国企事业单位。

时隔 9 年,我再次干起了保险内勤,但工作内容已经脱离了保险的范畴。第一天上班,HR 负责招聘的同事说:“你的简历写得好,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你合适这个岗位。”

我想起小琳的教导,由衷地感受到了 “专业” 的价值。

6

入职 1 个月,我凭借多年工作打磨出来的撰文技巧,得到了总经理李铭的嘉许,还和他的秘书文文交上了朋友。我从文文那里得知:我能进公司,是因为得到了李铭的 “钦点”:“当时 HR 送来两个人选,那女孩和你一样是‘海归’,但她读的普本,你读的重点。虽然她比你白也比你高,但李总还是更欣赏你和你的作品。”

作品?我困惑了一下,才想起李铭面试时曾翻阅过我在欣兰指导下做的课件、文稿和策划案 —— 没想到还有这种曲折,我停住脚步,问:“HR 那边觉得我不合适?”

“我只知道 HR 首推的是那个女孩,但李总支持你。”

李铭是总经理,在人事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,我听得出来,文文没有撒谎。惊讶之余,我又想起 “北漂” 时一次次失败在面试,不知该感叹自己终究成长了,还是庆幸遇到了伯乐。

人是需要被认可的。我感激李铭的知遇之恩,愈加努力地工作,不断丰厚的职场经历也教会了我一些人情世故,我在各部门里走动,在虚心请教的过程里和各级同事混了个脸熟。

难得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的环境,我决定安下心来。2011 年底,我在爸妈的资助下买房,在 A 市定居。搬进新居后,获悉小琳离了婚,也在我的小区租了个房子,我就去探望她。

得知我工作顺利,她高兴了一会儿,问:“你上班 1 年多了,今后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?如果当经理,你想过去哪个部门,了解过公司的晋升渠道吗?不当经理或者当不上经理,你怎么打算?”

见我被她问傻了,小琳摇头提醒说:“我干过人力资源,可以负责地告诉你,任何企业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干到退休基本上不可能的,除非给国家打工。” 她劝我好好想想下一步:“凡事早早规划为好,因为从想法到实现,要花力气的。”

从小琳那里出来,我对比着公司各个部门,发现对哪一个都没什么兴趣。我要升职吗?如果可以升职,想去哪个部门?我回答不出来。

爸妈不知道我的迷惘,他们只关心我几时结婚,长辈们得知我买房的消息后,话里话外也催促我赶紧出嫁。可我对结婚没兴趣,我只想回答小琳的问题,或者说,我要想自己要怎么走。

无解中,2012 年过去了。年末绩效考评,我登上了年度表彰的领奖台,达到了这段职场历程的荣誉顶峰。随之而来的 2013 年 1 月,小琳病逝,我都没有来得及赶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,只来得及去葬礼上送别。

相识数年,小琳于我,不仅是益友,更是良师。可惜天不假年。她的生命定格在 34 岁,所有的梦想在那一刻化作了虚无。我由衷地感觉到生命的无常,耳边似乎又响起她的问题:今后的路,想好怎么走了吗?

我还没有答案。

任何一份不存在 “热爱” 这种内驱力的工作,若不具备极高的挑战性和开拓性,只要重复 2 到 3 年,人就会出现职业倦怠,我也如此。工作上越发游刃有余,岗位的成长空间逐渐见顶,无聊袭来,让我对未来更茫然了。小琳走了,再也没有人能给我专业有效的建议了。

迷惘之际,大学同学微信群建起来了,我和几个大学时的好友重新取得了联系。如今,苏雅的丈夫去了外地开拓事业,她独自在北京照顾孩子,还在一家美资公司做到了总监级别,年薪不少于 30 万。而秦梓宁跟随丈夫辗转欧美数国后,未能落脚,也已回国,鉴于当时 “进京” 门槛很高,首都房价又疯涨,他们选择了在沿海城市的一所普通大学担任了教职:“我想过去企业打拼的。但孩子 5 岁了,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,当老师工作稳定,虽然收入不算高,但有时间顾家。”

姐妹们个个当妈的过程,也让我认定:只要前途问题解决了,感情问题也会有结果,还能堵上爸妈催促的嘴。于是,我开始经常泡在 W 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 —— 在那里,没有人催促我,就能获得暂时的平静。

夏天来了,李铭把 “司庆” 的筹办工作交给了我。这场活动他很重视,因为董事长会莅临,我也打起了精神认真筹备起这个 “大项目”。但或许我能力有限,活动在一个很小的环节出了偏差,只有董事长发现了。

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失误,也无法安抚李铭的愤怒,第一次意识到,维系 “能干” 这种人设很难的,只要一次出错就无法挽回。年终绩效考评时,我第一次得了 “合格”。与我要好的同事劝我接受现实,着眼未来。可我想到自己熬夜加班、尽心竭力,却只得了 “合格”,一怒之下便向公司提出申诉,还给李铭写了内部邮件据理力争,完全没去想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。

申诉失败了,后续影响比我预计的严重得多。2014 年春末,李铭找我谈话,说我 “总在分公司,不懂得业务”,“不利于今后的任用”,决定把我调往下级地市支公司去 “锻炼”。我没有生气,也没有委屈,只平静地回答:“如果领导觉得合适,没问题。”

他审视了我一会,扯扯嘴角:“好。”

两天后,我去北京出差,顺路探望苏雅。她告诉我,她计划辞职去美国读研究生。这个决定把我吓到了:“辞职?你的工作这么好,你考虑过‘沉没成本’吗?”

她耸耸肩笑道:“我和我老公都觉得在国内没什么好发展的。我先出去闯闯,安顿好就把儿子接出去。他先留在这里挣钱。”

看着她的自信满满,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她努力背英语的身影,突然有些感慨 —— 或许她心里一直有个留学梦,经过十几年拼搏,她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,早已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,也该是圆梦的时候了。

回到分公司,对我的 “下放” 还没有落地,我收到了不少同事善意的暗示:李总瞧你不顺眼,调下去很难回来,赶紧想办法解决。我当然明白李铭的 “逐客令”,就先发制人,申请调到同城的业务部,这样至少不需要去外地了。我的应对让李铭吃了一惊,但他也同意了。可没等我完成调动,部门内部就发生了人事变动,有人升职,有人调离。意识到在这个公司很难再有升职的机会,我心烦之下,干脆辞了职。

走出公司大楼那天,我站了许久才转身离去。离职没有让我觉得轻松,反倒更加伤感迷惘。那一晚,我坐在书桌前回想自己在这家公司的 4 年,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这段职场生涯会高开低走 —— 小琳不在了,无人能为我解惑了。

甩开思绪,我给李铭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告别信。毕竟,他给过我机遇、认可和支持。公司严谨到刻板的制度规范,教会了我何谓礼貌得体,训练了我的自律和坚韧,提升了我的自信和能力,也给了我稳定的经济支持,我还是应该感谢他。

7

离职半个月,我去卖起了保险。春节时回家过年,爸妈得知我的近况,愈加担心我没了收入更加难嫁人,亲戚们个个惊诧而惋惜。没有人理解,一个 “海归”,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待在大公司,反倒要去卖保险?

我感受着他们的疑惑和唏嘘,心情很复杂。我心里很清楚,卖保险就是为了证明我很能干,夹杂着赌气的成分,但也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—— 只有财务自由,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。但我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想法。即便说了,爸妈也只会觉得我 “想太多”,亲戚们则会笑我 “无病呻吟”。这些年,我事业无成,婚事无果,早就成了家族的 “失败典型” 和 “反面教材”,亲戚们眼中的 “异类”。

好在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大家族,没有人教训我的荒唐,春节就这么开开心心地过去了。

返回省城前一晚,我们去姨妈家吃饭。回家路上,妈妈突然说:“你爸知道你又辞职,特别担心。你回来前他还问我,是不是当年让你出国是错的?”

叹息了几声,她继续说:“我以为你留学回来能找份好工作安稳下来,可是…… 你舅舅姨妈他们都说我们太纵容你。你的心也太高了,以你的学历,找份安稳的工作没那么难,你就是…… 好高骛远。”

不想让妈妈数落我,我赶忙把苏雅辞职留学的事讲给她听。虽然有些吃惊,妈妈还是摇头说:“她倒是勇敢,但人家发展得比你好得多……”

我没再搭话,因为说多错多。为了我的工作和婚事,妈妈烦心得很。我们没少吵架,就这样沉默地走着。我想着爸爸的 “后悔”。我明白,他不是惋惜花掉的钱,他只是希望我过上稳定的生活,有房有钱,有个家 —— 或许他是对的,留学有什么用?花了那么多钱,也只找了个普通工作,还不如买两套房。当时要是真的拿那 30 万买了房,现在单是收租,每个月也能增加 4000 块的收入了呢……

这些的念头滑过脑海,我却不敢问自己有没有后悔。

回到省城,我继续卖保险,期间还参与了几次网络博彩,小亏后止损退出。失去了挣快钱的渠道,保险推销又不如意,我空闲之余更不想操心终身大事,重新拾起了昔日的爱好:看小说。

看小说原本是为了打发无聊的,可看着看着,我就开始写;写着写着,就写上了瘾。我更没了动力跑单卖保险,可不卖保险就没有收入,生计怎么办?我决定寻找一个投资途径,把有限的存款投资增值,以支持日常开销。

正做着发财梦,两个 “赚钱” 项目从天而降:一个是一度风靡的非法集资 ——M 币;另一个是名气不大却同样是陷阱的、号称 “来自美国” 的 ML 基金。我给两张馅儿饼投了 6 万左右,自以为有了经济保障,于 2016 年春脱离了保险外勤队伍,一面潜心写作,一面投入 W 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那所谓的咨询师考试备考。那之后,除了偶尔跑一下保险客户,我停止了一切 “无效社交”,不再和同学闺蜜联系,成了彻底的 “宅女”。

当我选择在文字世界里拼搏时,肖潇的第二个孩子都出生了。看着妹妹为家族添丁进口,我却不上班、不结婚,又搞写作,又报考什么情感咨询师,爸妈愈加忧心忡忡。他们劝阻我,我听不进去,还拿出各种道理为自己的不务正业开脱,时常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。爸爸见不得我不高兴,于是为我的任性打起了圆场,还表示每个月资助我 2000 元,幸好我还没有无耻到啃老,谢绝了。

顶住了来自父母的压力,我开始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。我认为自己担得起失败的后果和 “沉没成本”,还有着盲目的自信和更大的野心:我要通过写作名利双收,成为一只幸运的锦鲤;也要当一名 “大爱助人” 的咨询师,在帮助别人时拿到高薪。

在我的规划里,依旧没有父母亲戚最关心的婚姻大事。我对婚姻是有些隔阂和抵触的 —— 我爸妈是相亲结婚的,哪怕我爸再爱我妈,妈妈还是一直觉得自己是在 “凑合”。我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。

我的 “高薪咨询师” 之梦贯穿了整个 2016 年,直到 2017 年春末,我送走了最爱我的爸爸。病榻前,我看着妈妈对爸爸的照顾,那个时刻,奇妙地治愈了我对原生家庭的某种憎恨。办完爸爸的后事,我带着妈妈回到省城,不再做 “高薪咨询师” 的迷梦 —— 当然,花出去的十几万学费是拿不回了。

可文学的梦还在继续,挣快钱的梦也在继续。想着那 2 个投资项目里的钱正在 “增值”,我继续在 “文字变现” 的道路上奔跑。为了 “提高变现效率”,我报名学习新媒体课程,花了钱,投入了时间,成果寥寥。正心烦着投稿被拒,M 币开始崩盘,ML 基金干脆无法提现了。

投稿、拒稿、再投、再拒;挂卖、变现、再挂卖、再变现,那几个月里,文学梦不断破碎,发财梦渐渐失色。

煎熬到 2018 年 3 月,我总算从资金盘的泥潭里脱身,连本带利,算是小赚了 4 万。感谢老天爷照顾,有了这笔钱,我能归还一部分信用卡、然后存活几个月了 —— 之后呢?文字变现呀!

就在这个月底,我的第一本网文签约了。合同还没寄出,微信上跳出一条信息,来自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 —— 李铭。他问我正在做什么工作,愿不愿意回去上班。我惊讶了好一会儿,然后想起还没交稿的书 —— 努力这么久,幸运女神终于向我招手了,为什么要在这时撤退回去当 “社畜”?我谢绝了。我乐观地以为,既然能签约,一本书每个月挣个两三千元生活费不难的。

但现实很骨感:从 2018 年 4 月到 2020 年 6 月,我签约了 2 本书,平均收入算下来,每个月 800 元。即便 “扑街”,“更文” 也要继续。为了保持 “更文” 速度,我得全力以赴,所以也没有额外的收入。但房贷、水电、生活费、信用卡,哪一样不需要钱呢?我终于开始了可耻地啃老 —— 每个月,妈妈支付生活费,余下的款项,我瞒着她,各种借款,周而复始。

支出远远大于收入,债务滚着雪球。学金融出身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后果,却不甘心承认失败,顽固地在 “文字变现” 的道路上僵持。

在某一天 “更文” 时,看着我码字的妈妈突然说:“你这么随便,也是得益于很多条件的。如果你有小孩,你还能不上班?如果我没有退休金,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。”

停顿了一下,我抬头回答:“对。”

她说得没错,我的荒唐和任性是因为能 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”。可我为自己而活有什么错?丈夫儿女对我的个人成长毫无帮助,只会变成我的羁绊,占用我的时间,增加我的消耗,幸好没有他们。

想到这一点,我竟然庆幸了一下,然后接着码字。

日子在码字中流逝,亲戚们对我彻底失望,似乎默认了我孤独终老的人生结局。妈妈也不再数落我了。肖潇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地熬成了 “老资格”,拿着 1 万多的工资,每天按时上下班,接送孩子,辅导作业,日子平淡而幸福。我们偶尔见面时,她也默契地不过问我的现状 —— 或许她也不知道能说什么。

我就这样写完了第二本书,然后报名了一个 “故事变现营”。还没开学,老上司夏经理打来电话,说李铭调离了,她调回了行政部,邀请我回去工作。

那一刻,我想起李铭 2 年前发来的微信 —— 我要回去,那时就回去了。我多年不上班,懒散惯了,已经很难适应那种疯狂的工作节奏,也不想继续没日没夜地卖命了。

8

2021 年来临,“故事变现营” 结束了,但 “故事变现” 的路还是一样难走。我依旧不肯承认自己是一只 “扑街” 的菜鸟,继续在不断拒稿中煎熬,任凭债务雪球越滚越大。

忽忽大半年过去,9 月,大学同学群热闹起来 —— 毕业 20 周年纪念将在 10 月举办,在北京的同学们负责筹备并平摊全部的机票费、活动费、食宿费、场地费,每个返京的外地同学仅需支付 1500 元。

看着微信群里的讨论,我想起了曾经踌躇满志的青春岁月。20 年光阴转瞬,昔年意气风发的我,从未想得到今天的落魄:此时此刻,1500 元的聚会费用对我都是一种奢侈!

可悲吗?很可悲。这一刻,我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疑问。

聚会如期举办,微信群里滚动着欢声笑语。我没有勇气翻阅那些热闹,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瞪着天花板,反思着自己的前半生:从 2015 年到 2021 年,我完全脱离了工作,退出了社交,沉迷在写作里,“宅” 成了孤家寡人。我似乎陷入了一个自我编织的幻梦,自欺欺人地在 “写作变现” 的道路上狂奔,期待着某一日名利双收。然而,耗费了 6 年光阴,花光了所有积蓄,用尽了爸爸留下的遗产,拿走了妈妈仅存的养老钱,那个梦依旧遥不可及,债务雪球却翻滚到了 17 万。

我突然有些后悔了 —— 我想起了被拒绝的留学申请,老东家两次抛来的橄榄枝…… 我曾经以为那些都是上天在考验我能不能坚定自己的选择,此刻却觉得,那是上天一次次给我重回正轨的机会。

一个普通家庭,抵押上全部积蓄供孩子出国留学,以此博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一个家里 “没矿”、朝中无人、依靠打工谋生的 “社畜”,裸辞并负债写作,想以 “才华” 博取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,无论怎么看,都不是基于客观评估的慎重选择,而是一个拒绝承认平庸的小人物,怀着 “逆袭” 的妄念,与命运进行的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。

我早就输了,负债就是我为虚荣、愚昧和狂妄付出的代价。为什么我的人生从开局良好过成了今天的翻车现场?一路走来,我有无数次机会止损退出,却为何什么都没有做,而是任凭这一切无法收场?

或许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,我一路狂奔考上重点大学,以为那是自己人生的方向,也习惯了周围人的认可,默认自己的人生注定会完美,注定会不平凡。而又因为迷惘,我挥霍了大学时代,荒废的青春埋下了今天不如意的伏笔。

也许是习惯了 “天之骄子” 的美誉,巨大的落差让我无所适从,我不肯承认 “完美” 的坍塌,讨厌那些 “配不上” 我身份的工作,更拒绝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平庸。一旦遇到不被接受、不被认可的情况,我很难选择忍耐、克制,转而一次次地去寻找捷径实现 “逆袭”,重塑 “完美”,鲜少认真思考更长线的职业发展路径。

那一瞬,我决定去工作。

尾声

我联系了所有疏远了的熟人朋友,有些人回应,有些人彻底失联。

11 月初,我见到了宁宁。她居家育儿 2 年后才重返职场,做到了 HR 经理。获悉我的状况后,她热心地推荐了一份工作,还叮嘱我:“这些年我有时经过你家楼下,就会想想你是不是忙着别的事?你走失了好几年,今后别再走散了。”

看着她认真的表情,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,只能默默点头。

一周后,我凭借过去积累的撰写策划经验进了一个小公司,收入不算高,但时间自由,总算拥有了一个重入社会的支点。但我知道,要让生活重入正轨,还需要很多努力。

入职半个多月,苏雅给我发信息,要邮寄聚会纪念册,问我 “为什么没见你回来?”

我把 2014 年后的经历告诉了她,末了说:“20 周年纪念,我不是不想回去,而是没钱回去。” 她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和一串鼓励,告诉我,读完书她就回国了,“为了孩子的教育”。

“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?”

“家庭主妇。”

看着屏幕上这几个字,我不禁苦笑了一下。

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)

来源:网易人间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
版权声明:小蟹 发表于 2022-09-10 14:56: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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